大学扩招如何影响高等教育溢价?

中国自1999开始的大学扩招,迅速而又剧烈地提高了高等教育劳动力的供给,但从年龄段上看,短时期内,扩招主要是增加了年轻劳动力当中的高教育供给。本文首先在年龄—教育双层嵌套CES模型框架下,分析了供给冲击对各年龄段教育溢价的影响机制。然后,我们利用1997~2009年城镇住户调查数据和工具变量方法估算出,特定年龄段高教育劳动力的相对供给增加10%,将导致该年龄段的高等教育溢价下降4.1%。在样本研究期内,大学扩招主要降低了年轻劳动力的高等教育溢价,使26~30岁年轻劳动力的高等教育溢价下降了42%。但是,随着时间推移,大学扩招的影响将会遍布所有年龄段的劳动力。我们预测,到2035年,高等教育溢价将因大学扩招累计降低42%。     

周期性外部冲击对我国就业的影响及其应对

改革开放40年来,逢"8"一个周期、每次间隔10年的外部冲击对我国就业产生了深刻的影响。首先,来自城镇登记失业率、就业总人口、三大产业就业人口等五个方面的分析得知:自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1989年经济封锁、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这三个重要事件对我国就业产生了周期性影响。其次,这三次外部冲击的周期性特点对我国经济和就业产生了具体影响。应对中美贸易战,我国就业政策应在扩大开放、优先就业、扩大内需、振兴乡村、加强培训等方面加大力度。     

政府质量、公司治理结构与投资决策——基于世界银行企业调查数据的经验研究

投资有利于国家和地区经济的高速增长,有助于企业构建作为竞争优势获取机制的动态能力以适应复杂多变的环境。本研究使用世界银行的分层抽样企业调查数据,探讨了政府质量和公司治理结构对企业投资决策的影响。研究发现:第一,政府质量对企业的投资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企业所在地政府质量越高,企业净利润中用于投资活动的比例越高。第二,企业投资决策不仅仅依赖于政府质量和公司治理结构各自的单独影响,而且依赖于政府质量与公司治理结构在企业投资决策过程中的互动影响关系。在既定的政府质量水平下,企业越是倾向于向"两权分离"的公司治理结构发展时,越能够激发企业的投资能力和投资意愿。本文的研究结论拓展了有关政府质量和公司治理结构如何影响企业投资方面的认识。企业的"投资之帆"只有在"政府质量之风"更加强健有力之时才能顺利地"乘风破浪",而公司治理结构可以被作为帆船前进过程中的调节工具。这为当前中国经济"新常态"下如何促进企业投资、保持经济长期稳定增长提供了政策启示。     

1982~2010年人口受教育水平的增长与GIS空间分布特征

现有的人口平均受教育水平数据在全国层面缺乏连续性,在省级层面缺乏可比性。因此,本文参考国际成熟方法和国内成功经验,使用人口普查资料计算得到1982~2010年全国及各省的人口平均受教育水平。对数据的分析发现,1990~2000年是人口受教育水平提高最快的阶段,2000~2010年增长速度有较大下降,整体呈"鞍形"走势;30年间增长幅度最大的是经济欠发达、原有教育水平较低的省份,省际水平差距正在逐渐缩小;但是这种差距仍然显著,在空间分布上呈现出一条从东北到华中再到华南的高水平分布带,处于分布带东侧省份的水平次之,西侧省份的水平最低。     

企业社会责任与融资约束——基于“规避—风险”效应的研究

企业社会责任表现越好,企业的融资约束越少。基于风险规避效应,企业积极履行社会责任显著抑制了企业违约风险、增强了信息透明度,对企业融资约束具有显著的缓解作用。异质性分析发现,有效的内部控制、治理结构以及媒体监督会强化社会责任履行对融资约束的缓解作用。社会责任履行与企业融资的经验为转型经济国家中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经济后果提供了补充,对于纾缓融资难题大有助益。     

区域差异视角下的甘肃省建制镇发展路径研究

不同区域因其不同地理环境特征、人口数量、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各异,存在着根本上的区域差异.当前,在推进城镇化建设的大背景下,建制镇发展布局、发展方向、发展特征应根据不同区域、不同条件区别对待.本文基于区域差异化视角,以甘肃建制镇为例,提出不同区域条件下甘肃省建制镇发展路径,将有助于提出更具指导性的城镇化、特别是小城镇发展支持政策,有助于加快城镇化的全面有序发展.     

中国就业弹性的再估算

鉴于目前流行的点弹性、弧弹性和回归分析方法的缺陷,重新设计一种基于双效应面板数据模型的估算方法,重估中国非农产业的就业弹性.结果表明,当前东部地区第二产业的就业弹性仍保持在较高的水平,而第三产业已下滑至较低;相反,中西部地区第二产业的就业弹性较低,第三产业仍保持较高水平,但低于人们普遍的预期.并进一步分析这种分布结构的内在原因及其影响.其研究方法和结论可为评估当前经济下滑背景下的就业形势提供参考.     

数字经济对企业转型升级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

针对我国如何突破全球价值链“低端锁定”困境并实现产业升级问题,基于2011—2020年我国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创新性地构建反映企业转型升级的综合指数,实证考察了数字经济发展对企业转型升级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从微观机理上看,数字经济是通过增强企业对数字化技术的应用和改善企业资本配置效率渠道助推了企业转型升级。进一步分析表明,在国有企业和成长性较低企业、制造业和非高技术产业、财政自主度较高和制度质量较低地区的子样本中,数字经济发展对企业转型升级的促进作用更为明显。综合来看,数字经济显著提高了以自主创新能力、价值链位置攀升和经营效率所综合体现的企业转型升级。最后指出,我国应加快建设新一代信息基础设施,加大核心技术攻关力度,加快数字产业化步伐,加速传统实体企业与数字技术的深度融合,同时应避免“企业数字鸿沟”,为新发展阶段提升我国产业链现代化水平,实现企业价值链攀升提供新的路径。     

新时代劳动力市场的宏观调控与实践路径

经济下行阶段劳动力市场的平衡性、充分性和稳定性更加复杂是不同国家或地区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典型化事实。基于中国劳动力市场不平衡、不充分、不稳定的实证分析,构建以区间调控为中心的中国特色劳动力市场宏观调控体系,并指出加强中国情境化的劳动力市场定向调控、相机调控和精准调控,三管齐用,综合治理,是新时代推动实现更高质量和更充分就业、助力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战略选择。     

政府支持、制度环境与企业家信心

利用最新的调查数据，对中国企业家信心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发现，外部环境对企业家信心有着显著的影响，政府支持力度越大、银行信贷获取越容易、司法公正程度越高、基础设施满意度越高，企业家信心越高。对政府支持方式的进一步研究发现，在政府补贴、税收优惠、土地优惠三种支持方式中，政府补贴对企业家信心的影响最显著。上述研究发现对有关决策部门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